在荀子研究中，有一个向未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这便是“荀子与《孔子家语》的关系”问题。就实际荀子研究的基本材料而言，除了《荀子》一书，其他就只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寥寥二百余字。实际上，荀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功绩，这便是《孔子家语》一书经由荀子而传承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值得特别重视。
荀子是汉儒所总结的“六经传述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司马迁评价说：“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史记·儒林列传》）在汉代学者看来，荀子、孟子对儒家学术的传播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另一位汉代学者孔安国则指出：“六国之世，儒道分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唯孟轲、荀卿守其所习。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荀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他不仅将荀子与孟子并提，还将荀子与《孔子家语》联系在了一起。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载着孔子其门人与时人交往、应答的重要文献，是研究早期儒学的重要资料。然而由于传统学术的偏见，宋明以来，多数学者将之斥为伪书而弃置不用。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相关研究，《家语》伪书说已逐渐为学界所抛弃。在此背景之下，以《孔子家语》孔安国序的相关记载为契机，深入探讨荀子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荀子传承《孔子家语》的这一事实，仅见于孔安国的《孔子家语后序》，而不见于《史记》等书的记载。荀子出生于战国晚期的赵国，具体生卒年不详。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记载仅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的那段文字，在这段没有荀子生年、卒年乃至师承门派的记载中，没有提到荀子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应该是十分正常的。可有意思的是，唯一记载着二者关系的《孔子家语》孔安国《后序》也在传统学术对古书的考辨工作中被断为“伪作”了。
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记载了《家语》成书及早期流传的历史。孔安国认为：《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于“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当时“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也就是说，《孔子家语》材料来源于孔门弟子的亲手记录，乃是第一手的资料（参见杨朝明：《孔子家语通说》，载杨朝明注说《国学新读本·孔子家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当年，孔子曾长期从事教学活动，那时，孔子弟子会基于自己的所见所闻随时记录孔子言论，有时，他们还会安排专人负责记载孔子及当事人的言行，如《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说：“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 叔仲会与孔琁都是孔子弟子中年龄较小者。每当需要有人在孔子身边执笔记事时，他们二人常常轮流在孔子左右服侍。由此，孔子的许多重要言论被记录下来。
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汇集整理孔子遗言，形成一批孔子遗说。这批真实可靠的材料经历了孔门弟子的进一步编辑，将其中“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此后，《孔子家语》经过百余年的辗转流传，由荀子带入秦国。不过，荀子带入秦国的书籍并不仅仅只有《孔子家语》一书而已。孔安国称：荀子“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呈给了秦昭王，这说明《孔子家语》可能混迹于众多书籍之中，“由此秦悉有焉”，说明荀子呈献给秦昭王并被收入秦国秘府的《孔子家语》乃是全本。这部《孔子家语》后来逃过了秦火，流传到了汉代。【详请看杨朝明：《〈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六卷第一期，2008年秋季。（民国九十七年秋季）；杨朝明：《孔子家语通说》，载杨朝明注说：《国学新读本·孔子家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刘邦入关后，秦秘府所藏图籍在萧何的主持下被汉朝政府“悉敛得之”，孔安国描述这批竹简的性质是“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后来吕氏专权，《孔子家语》竹简被吕氏取回家中收藏。吕氏伏诛后，《孔子家语》流落在外，“散在人间”，经历了不少“好事者”出于己意的“增损”。直到汉景帝时期搜求古书时，《孔子家语》才重回秘府。在儒学地位渐渐提高的背景下，汉武帝元封年间在京任职的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听说了这批材料，他担心其“先人之书”因此而泯灭，遂拜托朋友帮忙，得到了《孔子家语》的副本，并整理成今本《孔子家语》。
从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的内证看，该序出于孔安国没有问题，因此，孔安国所描述的荀子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就十分值得关注了。不言而喻，就儒家学术史的研究而言，了解《孔子家语》与荀子的关系，无论对于荀子其人还是《荀子》其书，都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首先，借助《孔子家语》来看荀子所谓“儒家别宗”问题
荀子弟子韩非在说到“儒家八派”的时候，曾说到其中有“孙氏之儒”（《韩非子·显学》），目前，学术界公认“孙氏之儒”指的是荀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孙卿子》乃是被列入“儒家类”的。可以说，无论战国时期还是汉代的学者，都没有任何疑问地将荀子看作儒家的一分子，甚至可以说唐朝以前大抵都是如此。即使是一味褒扬孟子而贬抑荀子的韩愈，在要削去“荀氏之不合者”以“附于圣人之籍”（韩愈：《读〈荀子〉》，《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巻十一，四库全书本）的同时，也没有否认荀子思想学说的儒家学派属性，不过是认为荀子思想“大醇而小疵”（同上）而已。
然而，宋代的理学家们在尊奉子思、孟子学说为儒学正统，说孟子去世后“千载无真儒”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对荀子学说进行攻击。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便以荀子为法家，认为：“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他见当时庸君暗主战斗不息，愤闷恻怛，深欲提耳而诲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四库全书本）而在人性方面，朱熹甚至说：“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识道理。”（同上）总之，多数学者将荀子视为儒家异端、“儒家别宗”而加以摒弃。
正因如此，认识《家语》与荀子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荀子其人及其学说。荀子入秦带去《孔子家语》，对于该书的流传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说：“始皇之世，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其中“故不见灭”的“故”字颇值得玩味。我们认为，这其中表达了孔安国对《家语》能够幸存下来的感慨或者庆幸的心境。杨树达先生曾举“故”字作“表态副词”一例说：“反也。按实假作‘顾’字用。”（杨树达：《词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在这里，孔安国的意思是：从性质上看，《孔子家语》应该属于“诸子”之书，恰在秦始皇禁灭焚毁之列，可是，《孔子家语》竟然能够幸免于难，得以保留下来，真是难以想象或不可思议！
战国之世，孟子、荀卿坚守儒学阵地，在孔安国所说“儒道分散”的背景之下，他们积极为守护儒学“正统”而努力。《韩非子·显学》所说的“儒分为八”，与这里所说的儒学之道分散，都反映了孔子之后至战国时代儒学的情形。在彼此之间互相争“正统”的过程中，孟轲、荀卿“守其所习”。就《孟子》、《荀子》二者与《孔子家语》之间的关系而言，《荀子》与《孔子家语》更加密切。《荀子》批评各家，包括子思、孟子以及被他批评为“俗儒”、“贱儒”不少人，荀子可能就以《孔子家语》为标准、尺度。
在孔安国看来，荀卿入秦，使《孔子家语》传入秦国，是使《家语》得以流传的功臣，也正是因此，《孔子家语》才得以流传至汉代，从而避免了战国时期“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对于《孔子家语》乃至儒学的影响，荀子不仅坚守儒学阵地，而且对两汉以后儒家学术影响深远。
第二，借助《孔子家语》来看《荀子》的可靠性问题
像其他众多的典籍一样，《荀子》书也存在所谓“真伪”问题的论争。此书是否可靠，或者说是否完全可靠，还存在不同看法。唐朝学者杨倞在为《荀子》作注时就已怀疑《宥坐》以下各篇，以其为“记传杂事”。宋代学者王应麟因为看到《韩诗外传》引述《非十二子》的内容只有十子，没有子思、孟子，便说“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王应麟：《困学纪闻》，四库全书本），从而怀疑《荀子》的可靠性。
后来对荀子提出怀疑的人更多。概括起来基本上有两类观点：第一类怀疑整部《荀子》，如杨筠如、胡适、吕思勉等学者；第二类认为《荀子》中的部分篇章并非出于荀子，有认为《仲尼》篇非荀子所作，有的认为《仲尼》、《致士》、《君子》皆非荀子所作的，有认为《大略》以下七篇并非荀子著作的，而认为《成相》、《赋》等篇与荀子无关的学者更多。
通观以上观点，对《荀子》可靠性的怀疑多集中于《赋篇》或《大略》以后各篇，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杨倞曾指出：问题较多的《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等五篇“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杨倞：《荀子注》第341页，重印《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这五篇中，除《尧问》篇末章“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一节应为荀子后学的评论外，其它应该大多都出于荀子引述的既有材料。即使到现在，学者依然多认为《宥坐》等五篇的成篇时代较晚，甚至认为是“汉代荀子之徒所纂集”（金德建：《古籍丛考》之八《荀子大略篇作于汉人考》，中华书局，1941年），从而否定了这五篇与荀子的直接关系。
出土文献的发现与研究，终于使我们认识到这些看法的偏颇。1973年，在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中有《哀公问五义》，与其类似的内容亦见于《荀子•哀公》，竹简中被定名为《儒家者言》的文献中有“子贡问为人下”一章，亦见《荀子•尧问》。据推断，该墓主人为卒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的中山怀王刘修（《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载《文物》1981年第8期）。这些内容与《荀子》相同的著作在西汉中期的流行，告诉我们不能对《宥坐》等五篇的纂辑年代过度后置（廖名春：《荀子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更为重要的是，荀子传播《孔子家语》的事实，再次印证了《荀子》的可靠性，《孔子家语》可以视为最为直接的证明材料。以前，人们以《孔子家语》为伪书，丧失了以此为基础探讨包括《荀子》在内的许多文献成书问题的机会，导致不少学者走了很大弯路。而今，对于《孔子家语》价值的重新认识，对《荀子》成书问题的研究价值重大。将《家语》与《荀子》相较，会发现二者具有相互联系的篇章不少，其中，篇幅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各篇：
不难看出，《荀子》与《孔子家语》相同的材料，比较集中于《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等篇，而《荀子》与《家语》的这种关系，恰好旁证了前揭杨谅之言及《家语》孔安国序对荀子传播《家语》的记载。从这种程度上说，《荀子》书中有《家语》的材料，不仅不能说明《荀子》之“伪”，反倒应该是《荀子》可靠的一个重要证据。
第三，借助《孔子家语》与荀学的关系思考古籍成书问题
战国时期，《荀子》各篇很可能都是单篇流行的，而这些篇章绝大多数出于荀子本人亲手所著，部分为荀子所整理、纂集的资料，还有荀子后学所记录的荀子言行，最后经荀子后学之手统编为《荀子》，这样的判断符合古籍成书、流传的一般规律。在汉代，《荀子》经过了刘向的再整理，他对《荀子》篇章的重新编次和材料的删繁就简，绝不应该被看作是什么“主观作伪”的过程。对于《荀子》所经历的这些成书及流传的过程，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今非古，将其成书时代人为后置，须知，古人并没有今人的著作权观念或逻辑学程式，而且任何古籍都存在着动态的流传过程，对此问题的片面理解或对其可靠性问题的简单判断，都将导致我们的认识偏差。
具体到学者对《荀子》可靠性的怀疑，其中最为重要的理由之一是认为该书体裁杂乱，不似细密的学术著作。例如，被认为是“辨伪学名著”的《伪书通考》曾转引杨筠如的观点，认为《成相》篇不像《赋》篇附在整部书的后面，原本位置比较靠前，却居然使用了韵文，所以它“明明是与荀子不相干的东西”，以这样的研究方法，杨筠如甚至得出结论说：“除《正名》、《解蔽》两篇略为完全以外，几乎没有一篇没有杂凑的。”（张心澂：《伪书通考》第736—737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这是典型的以今非古，彻底割裂了《荀子》各篇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其它古书所存在的相关信息。杜国庠先生就以其它史料参照《成相》篇，得出了该篇可靠性自有内证的结论（杜国庠：《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第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显然，那种认为《荀子》“与荀子不相干”或者“杂凑”的说法，显然缺乏细致的研究，则有先入之见的嫌疑。
至于那些以“荀子思想自相矛盾”、“与儒家尚德不相容”之类说法来否定《荀子》可靠性的做法更为危险。儒家思想本来就体大思精，人们贴标签似地研究先秦思想家，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窃以为应该先考察文献记载的可靠性，然后综合研究文献所显示的思想家的学说主张，而不是先确定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再以之判断文献记载是否与之相合。荀子处在战国后期，他的思想可以损益诸子，牢笼各家，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因此，对荀子思想的研究，恐怕应以对《荀子》文本的考察最为紧要、根本。然而，在所谓辨伪学大盛的年代里，不少可信的古籍都被打入伪书的行列，大量古籍的成书年代被人为后置，另一方面，由于材料的限制，人们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到古书形成的一般规律，而凝固地看待古书的传流问题，遂造成了不少错误的认识，这也启发我们对文献研究方法进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