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张岂之教授在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维也纳第八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书面发言）
尊敬的大会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学者和嘉宾：
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到今天已经举行了八次，这充分说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并且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身体力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欧文化的过去与未来，这是一个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主题。中国的古代文化，历来重视“会通”之学，讲“和而不同”，这是一个优秀的传统。
另外我要说的是，今年恰逢孔子诞辰2565年，我就以《孔子儒学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为题，奉献给这次会议，希望得到各位朋友的指正。
一个人的思想和人格，在历史上能流传2500多年，而且到今天还具有巨大的能量，这个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我自己的理解，这是因为孔子为中国人树立了一种正确的价值理想和精神追求。这是儒学对中华文化的重大贡献。
以下我将分为五个问题加以概括说明。
第一，孔子的理想与实践，是用教育与文化去改造社会。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西周宗法礼制已经变形，出现摇摇欲坠的局面。孔子在感情上不认同这样的变化，但是他以实际行动冲破了宗法礼制传统，办起了“私学”（用私学代替西周时的官学），倡导“有教无类”。由此可见，孔子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阶段，选定了用教育和文化去改造社会的道路。这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产生了许多思想学派，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逻辑学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号称“百家争鸣”，后来的中华文化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中找到文化传承的基因，但儒家学派最注重教育，因而流传久远。
孔子思想的核心哲学概念，是仁义道德的“仁”。孔子在对“仁”的解释中 ，提出了“忠恕之道”是孔子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第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并非高不可攀，人们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第二，人际关系并非只有“自己”这个主体，应同时兼顾到客体，即“他人”；第三，忠恕之道平实深刻，便于笃行。
孔子的道德观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孔子称之为“中庸”。“中庸”反映出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特色，将道德规范与认识论密切结合，力求避免“过”与“不及”。“这是中国儒学追求的精神境界。
第二，孔子“和而不同”文化观的理论意义。
孔子与儒学在文化方面的价值观，是主张“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演化出中国文化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
在儒学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会通”，例如，在西汉时写定的中医药学经典《黄帝内经》，对诸子百家不抱门户之见，凡有可取之处都加以吸取。其中有儒家，有墨家，有道家的观点，还有法家的若干见解。名家、兵家，甚至阴阳五行学说中的某些成分也被吸纳。《黄帝内经》博采众家之长，因而奠定了与中华儿女繁衍发展密切相关的中医药学的坚实理论基础。
“和而不同”文化观的第二个特点，表现在荀子（前298-前238年）关于天人之学的基本论点。荀子本着孔子的思路，赞成“和”而否定“同”，写出了名篇《天论》，把“和而不同”的道理阐发得深刻而清晰。
“天人之学”渗透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从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建筑学中均可看到它的思想影响。西汉时大史学家司马迁有一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在他看来，只有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天人之学表现出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西方不同。古希腊哲学是从探讨自然开始的，前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家包括米利都学派（Miletus，约前6世纪产生）、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约前580-前500）、爱利亚学派（Eleatie 约前6世纪产生）、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35-约前475）等，对自然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研究，一般都留下一篇《论自然》的作品。到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前514—？），他区分了感觉和理性、存在和非存在、本质和表象、真理和意见，由此，希腊哲学的抽象思辨能力大大提升，这是西方哲学最高命题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起点。在西方，后来也没有像中国哲学那样探讨天人关系。到20世纪中叶，西方思想家由于生态坏境危机，才开始注意中国古代天人之学的理论及其实践意义。
第三，儒家的“民本”观与“忧患”意识。
孔子和儒家的“民本”思想源于西周礼乐文明。
在孔子思想中，“民本”体现在如何对待“民”这个重大问题上。孔子的社会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把有利于“民”而解除他们患难的行动称之为“圣”，认为像尧、舜这样的“圣王”也没有达到。孟子发挥这种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如果君主不行仁义，残害百姓，就不成其为君，虽然他还占据着君位，人民将其推翻，就是合理的。
当中国历史演变至十七世纪，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年）等人，进一步发挥了这样的思想。
我们还要谈到儒家的“忧患”意识。忧乐观实际是价值观。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在孔子看来，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经济实力是否充实，人力资源是否充沛，而在于对这些财物的占有和处理是否合理，能否使社会安宁有序；他强调人的作用大于物的因素。对于执政者来说，要求他们端正、公正。后来，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大都是沿着孔子的这个思路去看社会问题的。
第四，中华文化传承与儒家经学。
《诗》、《书》、《礼》、《易》、《春秋》是孔子思想产生的文化源头，也是他创立儒学所依据的思想资料。孔子对这些西周的古文献都做过深入研究，并在传承中有创造，赋予这些文献以新的生命力。从孔子开始，经过儒家学者自身对古文献整理研究经验的总结，产生了儒家特殊的经学诠释方法。
儒学经书从“五经”发展到“十三经”，反映了中国社会演进的需要，也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展示。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从其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价值观和文化要素。总体来看，儒家经书既维护社会尊卑贵贱的分野，又引导人们遵守道德规范，对君子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志修养过程都有详细论述，说《十三经》是中华中古时期的文化百科全书，并不为过。这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经学在十七世纪传入欧洲，西方人对经学的研究，值得我们重视。
第五，从佛教儒学化看中华文化强劲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不是封闭的文化，她之所以有悠久的生命力，由于她具有开放的特色。这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境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共同创造。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中外文化交流上。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僧人玄奘（602—664年）为寻求佛教梵本，解答佛法中的疑难，不畏旅途艰苦，远赴印度取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写下“舍身求法”的光辉篇章。
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至三国、两晋，到隋唐时期，佛教传入已有七八百年，佛教儒学化终于实现，主要表现在佛性与儒家心性说结合。出世并不反对经世。佛教偈语与语录并用，等等。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唐朝安史之乱后，文人学士们在坚守儒学理论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同时，广泛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宋代，佛教思想对学术的影响更加显著。从中国思想史来看，宋代理学家们都受佛教、道教的影响，这使他们的思想更加开阔，理论更加深邃；在价值观和人生境界的精神追求上又有所提升。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文化交流对文化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5000多年没有中断过，其中积淀着民族智慧、民族价值尺度、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构成中华文化的整体，即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儒学是中华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没有历史的某些局限；但这些并不影响它成为中华民族丰富深刻的精神财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与和谐世界，要有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精神的根基，我们有责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